提 要：纵观各国发展，调整产业与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是要调整一次能源结构，改进能源转换技术，这是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结构性矛盾，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而抓手就在于天然气对煤炭的替换。这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衡国际制约因素，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天然气或将为中国带来一次巨大变革，我们能否抓住机遇，克服桎梏，完成这次历史性结构大调整，将成为极大的考验。

胡锦涛总书记2009年10月在山东考察期间，曾多次强调：必须痛下决心、狠下工夫，坚决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为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2月5日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2010年2月3日，他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研讨班上说：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3月5日在两会上，总书记再次要求：打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

由此可见，结构性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及外部环境的正常发展，不仅威胁着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也直接影响着我们党能否兑现对全国人民“节能减排”的承诺，影响着中国政府能否实现向全世界宣布的“降低单位GDP碳强度”目标。但是，中国的结构到底怎么转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结构之困

在2010年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和中国能源网联合举办的“2010 中国能源投资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从1982年，中央就第一次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的问题。仅仅是“改革开放”三年之后，党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和世界的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将难以支撑中国经济长时间、高强度、大规模的粗犷增长。

在制定“九五”规划中，中央明确提出“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发展后劲”。当时的目标是向集约型、规模型发展，也强调了市场化的方向，并提出具体的政策指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明确归纳了“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的方针。

全党全国经过五年的努力，进一步统一了认识。在“十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将“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并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对于调整结构的迫切程度在全党全国上上下下得到进一步共识。“十五规划”中明确写入了“按原有结构和粗放增长方式发展经济，不仅产品没有市场，资源、环境也难以承受。必须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发展。今后五年要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特别要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关键”。

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央再次强调：“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为主线”。并设定了 “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的目标。

目前，我国正在制定“十二五”规划，这一次规划的重中之重依然还是“改变增长模式，调整经济结构”。改革开放31年，结构调了28年，那么我持续不断的调整结构的效果究竟如何？在此，笔者并不想否定大家共同的艰苦努力，仅仅将一些事实和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供大家思考，为解决问题找出办法。

尽管这些年我们强调规模经济、强调集约经营、强调“做大做强”。企业和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张，产能设备的机组容量不断增大，产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企业或项目的经营效益也在不断改善。但我们对比了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增长比例，并将他们之间的能源增长弹性系数进行了比较，发现我们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因为我们提高产业集约度，扩大工厂和设备规模容量而得到改善，反而结构性矛盾越演越烈。从总体趋势看，GDP增长率在逐渐放缓（见图1 GDP增长趋势射线），而能耗强度逐步增高导致能源弹性系数在逐渐上行（见图1 弹性系数趋势射线）。

也许大家还很难从图1中看出问题所在，我们将改革开发31年来的年均GDP增长率、能源消费增长率和能源弹性系数以10年为一周期，并将10年数据加权平均，我们可以清晰地在每10年的平均值的对比中看出问题。

          表1：1978～1987年数据

表2：1988～1997年数据

       表3：1998～2007年数据

 1978～1987年中国能源弹性系数0.432；1988～1997年为0.523，增加了21%；1998～2007年0.699，同比增加了34%。如果将21世纪这10年为一组加权平均，能源弹性系数为0.886，比1978～1987年整整翻了一番。我们的努力与实际成果事与愿违，种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峻，能源资源消耗与实际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不协调。

表4：21世纪前10年的数据

 2009年是全球落实减排承诺的关键一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单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都明显下降。2009年也是中国落实“十一五”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关键年，但根据国家统计局7月新修订的数据显示，09年与08年比较，中国的单位GDP能耗和中国的GDP一样“一枝独秀”，节能降耗基本未果。若不是统计局上调了09年的GDP，万元GDP能耗还将增加14公斤标煤。

表5：2008/2009各国万元GDP能耗对比

 显而易见，我们距离 “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目标似乎越走越远。按道理说，我们的工厂使用的装备无论是容量、技术先进性和效率上都大幅度提高了，火力发电厂的单机机组容量从12～50MW为主发展到300～600MW为主，并建设了20余台1000MW的机组；供电煤耗从450克/千瓦时以上,降低到全国平均345克/千瓦时以下，一些火电厂供电煤耗已经降至283克/千瓦时。除了火电厂外，矿井、炼铁厂、炼钢厂、水泥厂、焦化厂、炼油厂、化工厂等等小的能炸的都炸了，规模容量能搞多大就搞多大，创造价值的盈利能力前所未有，但这些成就为什么不能扭转全社会能源弹性系数越来越高的走势？

   表6 ：“十一五”中国遏制高耗能落后产能

一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将能源弹性系数增长归咎于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结果，认为是由建设住房、高速公路、港口码头、铁路等基础设施等消耗了大量高载能的钢铁、水泥所致。但是，我们的住房这些年来价格不也越来越贵，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工程建设造价都是越发飙升，创造GDP的能力实际远远超过了20世纪最后10年，所谓重化工业导致能源弹性系数急速攀升的理由并不充分。6～7年前北京三环路外的房子不过3500元/平米，现在是35000元/平米，售价涨了10倍，而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消耗的钢材水泥又增加了多少？过去建1公里铁路投资1000万，现在要1.3亿。而对应的能源消耗又攀升了多少？资产泡沫化急剧膨胀，为何仍难抵消能源弹性系数上涨。

重化工业就是要将工厂建的更大，装备设备和装机容量更大，技术更先进，目的是要效率更高、能耗和资源消耗更低，创造GDP的能力更强。我们的国资委一路要求央企国企“做大做强”，企业确实越做越大，工厂的装备也确实越做越强，但是他们对于降低能源弹性系数的贡献为什么却没有得以显现？难道是民营经济产能太“落后”连累的这些央企国企？五大发电公司的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的供电煤耗283克/千瓦时，而浙江、江苏、山东很多民营小热电的供电煤耗在200克/千瓦时以下，因为对于这些市场化的民企而言，效率就是利润，能耗就是金钱，他们在节能降耗的创新和投资都大大超越了我们的央企国企。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如果我们找不到问题的结症就无法对症下药，结构性问题终将压倒我们。2010年一季度，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升3.2%，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上升0.38%。规模以上工业用能总量同比增长20.05%，用电总量同比增加27.6%；全国12个省区市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部分省市区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上升超过10%；石化、有色、电力等行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上升超过5%～11% 。上半年，能源消费同比增长11.2%，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能源弹性系数已经超过了1， 单位GDP能耗同比仍在上升……

二、什么决定结构

我们一直在推动结构性调整，但是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经济结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所以我们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坚持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们认为“存在决定意识”。那么什么决定“存在”？什么决定了“经济基础”，或许我们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可能找到解决“调结构”的钥匙。

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是能量决定了存在。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单元是原子，由原子进一步组成分子，分子链最终构成我们的物质世界。但是，如果我们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原子，我们会发现眼前的物质世界近乎于空空如也，99.9%的物质是空的。因为，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的，而原子核和电子极其微小，美国科学家说将全世界近70亿人类的有效物质压缩，可以放入一块方糖之中。原子核和电子之所以能够支撑原子和分子存在，是因为原子核与环绕其高速旋转的电子携带着极大的能量。如果我们改变这些原子核的结构，就会发生核裂变或核聚变，都会释放出难以想象的巨大能量。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能量决定了物质世界的基本存在。

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说，“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能源的改进和更替”。他精辟地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与能源技术进步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人会使用火，能够驾驭能源。地球上150万种生物中，根据观察研究的结果，至今为止已知的能够使用火的动物只有我们人类。所以，人类文明的根本动力始终要靠能源技术的进步和能源结构的不断更替。

 “经济基础”是什么？就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指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经济基础是与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决定经济基础，或者说决定经济结构的关键因素就是支撑社会运行的一次能源结构和转换二次能源的主流技术形态。

原因在于能源结构的调整和转换方式的进步，将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因此改变原先的社会劳动分工，而社会分工的变化自然会影响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燃料改变了，利用燃料转换能源的方法和技术也会应运而变，这种改变就会带来结构性变化，就会必然导致经济社会的变革，上层建筑的变化。

三、各国经验

查阅西方发达国家历史，各国政府并没有刻意去推动所谓的经济或产业的“结构性调整”，更没有忙着去炸小火电、小钢铁、小水泥，但是他们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以至社会结构却在不断地演进和优化。他们究竟是如何实现持续的变革？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从17世纪起就是世界超一流强国，由于技术和金融的领先使英国曾经成为全球唯一的日不落帝国，殖民地疆域遍布全球，18世纪中下叶和整个19世纪英国引领世界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1781年瓦特改良蒸汽机和威尔士煤炭工业化的开发全面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世界进入了以煤炭和蒸汽机为动力的早期工业文明。1846年，英国煤炭年产量已经达到4400万吨，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第一大产煤国，实现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经济结构，替代了对于木柴、木炭的依赖，煤炭从此撑起了人类的文明进程。1913年世界煤炭产量13.20亿吨，占世界一次能源总产量92.2％，产量比1860年增加了7倍，全球进入了能源的“煤炭时代”。

直到1911年，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出任英国海军大臣，他提出了一项惊人的战略举措，“将英国海军的优势建立在石油之上”。尽管1913年英国煤炭产量高达2.92亿吨，但英国还是决定放弃使用威尔士丰富的优质煤炭资源，将海军战舰的燃料全面改进使用波斯湾的石油，使战舰腾出了大量空间增加了作战航程和载弹量，节省了大量人力，极大地提高了英国海军的实战能力。由于英国快速实施了从煤炭转向石油这一结构性战略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战争的胜负就已成定局。靠波斯湾、美国和里海石油驱动的英、法、美、沙俄为主体的协约国，最终战胜了靠鲁尔煤炭驱动的德意志、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

从此世界进入到煤油并举，石油逐步接替煤炭的现代工业时代。石油推动了从蒸汽机向内燃机改进，世界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出现了相应巨变，经济结构实现了进化与调整。燃油和内燃机可以使动力系统更小、更高效和更适合普及与广泛应用。人类因此可制造汽车、拖拉机、坦克、飞机等等，技术变更直接带来的是社会分工的变化。当劳动分工变化了，经济结构就会自然而然的顺应调整。这一变化到第二次大战发展到极致，德意日因为石油发动战争，最终也是因为石油供应的中断被打败。战后的冷战进一步强化了煤油时代的产业特征，但人类追求高度工业化，追求规模效益，导致石油消费增加了，而煤炭并未因此而减少，大量使用石油和煤炭必然会造成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地缘政治冲突和环境代价。

1952年12月5日～9日在伦敦发生了一起严重大气污染事件，燃煤采暖和燃煤火电厂导致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尘聚集在伦敦上空无法散去，汽车进一步加剧这一污染，最终造成多达12000人因为空气污染而丧生，成为史上著名的“伦敦烟雾事件”。其实，该事件只是那一时期工业化国家普遍发生环境污染的一个突出案例，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时人抱怨说，严重的煤烟造成植物枯死，晾晒的衣服变黑，即使白昼也需要人工照明。美国的匹兹堡因煤烟污染常常因煤烟污染看不见下一个红绿灯。

由于环境的压力使英国社会开始意识到必须降低对于煤炭的依赖，减少煤炭消费。逐渐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开始下降，市场先是转向石油，用石油替代煤炭发电和供热，但是石油供应的安全以及未来的成本走势的不确定性也在困扰着英国，同时为维持石油供应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异常可怖。

到1965年英国的煤炭消费量仍接近1.2亿吨标准油，折合约1.7亿吨标准煤，煤炭在一次能源的比例接近60%。经过长时间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09年降至不到4286万吨标准煤，减少了75%，煤炭在一次能源的比例跌至不到15%。而在英国接替煤炭的能源主要靠天然气，随着海洋石油天然气的勘探技术进步，英国在北海发现了大量石油和伴生的天然气资源。1965年天然气在英国一次能源的比例只有0.7%，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到2008年，英国天然气比例已经增加到40%。使用天然气更替煤炭不仅改善了环境，而且改变了用户利用能源的方式与技术，改变了大家对于能源生产的传统概念，也彻底改变了以煤为主的经济结构，从而影响到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

                           单位：百万吨标准油当量

英国没有选择法国式的超常规发展核电的道路，重点放在了发展天然气工业上。一贯享受浪漫的法国人，将退役核电站后处理带来的巨大麻烦留给了他们的孩子们，而老谋深算的英国似乎考虑的更加深远。各国石油公司的海洋勘探开发的成就也为英国能够依靠天然气替代煤炭提供了技术支撑，最终英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天然气消费比例最高的国家，也是人均能源消费量非常低的国家。2009年的人均能源消费仅3.26吨标准油，还不及美国的40%。

英国的人均与GDP一次能源消费比例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属于最低的行列，但这并未影响英国的国家竞争力和人均收入的提升。1965年英国人均GDP为1,850.9 美元，而当时美国的人均GDP为3,664.8，几乎是英国的一倍。但到2007年英国的人均GDP终于超过了美国，为45,954.6 美元，增加了近25倍；而美国为 45,609.1美元，仅增加了不到12.5倍。

更值得研究的是英国在过去的45年中，人均GDP增长了近25倍，但是英国的一次能源消费一直维持在2～2.2亿吨标准油当量（见图5）。近些年随着温室气体减排和油价攀升等压力，能耗转向下降的态势。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虽然变化不大，但是能源结构变化巨大，特别是天然气的大幅度增加导致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使得二次能源的供应量实际上大幅度增加了，而污染排放大幅度下降，进一步降低了燃烧煤炭带来的其他社会代价，比如：医疗保险和环境污染治理等。

德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重化工业程度极高，同时也是一个汽车等高载能产品大量出口的国家。1990年东西德国统一，曾对德国经济冲击巨大，据IMF数据显示，2009年德国经济虽然蒙受巨大损失，人均GDP仍达到40875美元，据世界16位。但是，历史上德国是一个真正“缺油、少气、富煤”的国家，德国人为了石油曾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造成数千万人丧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在战争的废墟中爬起来，一边赔偿战胜国，一边重建德国，曾基本依赖鲁尔的煤炭资源驱动德国的经济发展。煤炭地质储量为2190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3/4，其中经济可采储量约220亿吨，占全国90％。鲁尔煤炭优质，煤种全，发热量高，其中肥煤发热量高达8600大卡/公斤。但是，德国没有沉迷于他们优质丰富的煤炭资源，而是锐意改变他们的能源结构。1965年煤炭在德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例64%，到2009年已降至24.5%;德国的天然气主要靠进口，自身资源非常有限，1965年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比例为1%，到2009年提高到24%以上，与煤炭旗鼓相当（见图6）。

德国通过天然气和核电替代燃煤，促进了整个工业结构的转型，为德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起到了决定性的推进作用，使德国的总能耗从1988年越过了最高点—3.619亿吨标准油当量，到2009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仅为2.898亿吨，比1988年下降了20%。1990年两德合并时，GDP总量1.55万亿美元，2009年达到3.5万亿美元，国家实现了经济增长与能耗下降并举（见图7）。

这种变化在西方其他发达国家非常普遍，日本是另一个典型范例。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几乎所有能源都要从海外进口。为保持多元化的能源结构，将各种能源按照一个协调的比例进行配置，不偏重任何一种能源，以避免因国际局势变化威胁日本经济稳定。但即便是这一能源战略，天然气对日本经济也产生了巨大影响。1965年以前日本就开始使用天然气，但是比例极低。后来随着环境意识的提升和液化天然气技术的发展，日本开始引进LNG，但直到1979年天然气消费比例才升到5%。到1990年达到10%，此后以较慢的增长速率稳步上升，到2009年达到17%。当1995年天然气比例超过11%之后，日本的一次能源基本稳定在5亿吨标准油当量的水平（见图10）。日本石油、煤炭的比例虽然高于天然气，但是石油和煤炭中很大一部分是用在化工原料上。作为燃料，天然气主要支撑了民用消费和一些工业供热及小型热电联产，以及LNG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设施。

日本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意识到对于天然气的利用决不能向煤炭一样，靠大型发电厂和大型锅炉房一把火烧掉转换单一种能源，这是极度的浪费，日本社会也无法承受这种能源浪费所带来的经济代价。天然气价值昂贵，同时清洁，能源转换效率高，便于对能源的就地“梯级利用”。也是受到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在石油危机之后将能源的梯级利用作为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所以日本开始重视小型的热电联产。他们通过天然气管道，在用户的工厂、办公大楼地下室建设一套套小型发电机组直接利用天然气发电，将发电后排放的废热用于向用户供应蒸汽或空调，将电力和热力的输送损耗降低，使用户能够承受这种昂贵的新能源。

    这是一种在能源用户端建设小型微型发电系统，直接转换能源并加以梯级利用的方式，今天我们称其为“分布式能源”。这一模式对于传统的大企业、大系统和大电厂式的生产转换能源的方式带来前所未有的转变，从而直接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分工格局，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出现大大改变了日本社会的能源转换、利用和投资的方式以及观念，从而带动了日本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1975年日本56％的电力来自石油，主要依赖大型燃油火电机组发电，将石油向煤炭一样送入锅炉燃烧转换蒸汽，再驱动蒸汽轮机发电，将电力送入大电网和进行超高压输送，再通过一层层变电站降压到用户。但到2002年燃油发电降到19％，而且全部改进使用了效率更高的燃气轮机联合循环发电系统，且主要担任调峰任务。也就是在此之后，将天然气用燃气轮机发电，将余热回收通过余热锅炉转换蒸汽，再驱动蒸汽轮机发电。发电效率从传统蒸汽轮机的40%左右，提高到50～55%左右。

   图11：日本1985～2006年分布式能源状况

从1985年，日本分布式能源的装机容量不到20万千瓦，而且主要是燃油分布式能源。伴随油价攀升和天然气供应的增加，到2008年发展到920万千瓦（见图11），而且主要是天然气为燃料的高效灵活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全部应用在制造业和商业项目上。历史上，日本是一个极度依赖大企业垄断市场以保障能源安全的国家，电力工业基本上被东京、关西、中部和西部四大电力公司完全垄断。长期的经济滞涨和垄断割据造成日本国内的“制度疲劳”，大企业在利益“领地”上不求进取，活力日降。由于天然气管网的普及，为推进新变革奠定了基础。近几年为扭转颓势，日本全面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放松管制，开放市场，鼓励竞争。此前，日本天然气也和电力一样，基本控制在东京、大阪、东邦和西部4大瓦斯巨头手中，现在不仅4大瓦斯公司，东京、关西、中部和西部4大电力公司等243家大小能源公司都在经营天然气管道及供气业务。过去，年用量200万立方米的用户才可申请趸售，现在10万即可。

这一变革为日本下一步的“新能源革命”和实现新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创造了条件，使更多的企业可以进入这一新市场，使能源用户可以参与节能与创新。今天的日本，任何一个能源服务公司（ESCo ）可以向东京电力公司的LNG储运设施购买液化天然气，气化后通过东京瓦斯公司的管道输送到能源用户，在用户围墙内安装分布式能源系统向用户提供电力，将余热生产工业蒸汽、热力、制冷和为建筑空调除湿，并靠节能获取丰厚收益。市场全面开放，竞争压低了价格，改善了服务，也优化了用户的能源结构，最终实现了节能减排。日本在以能源结构的转型，推动了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调整。80年代末期，在美国的暗算下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滞胀，但是由于能源结构的调整，使日本经济还是成功地应对了来自韩国等“四小龙”和中国、印度、越南的一轮又一轮的挑战。

美国也有类似的故事，通过能源转换技术的革命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美国在1965年天然气的消费量4321亿立方米，2009年的消费量为6466亿立方米，由于起步的基数高，增长的比例没有其他国家大。但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特别是1978年卡特政府签署了著名的《公用事业管制政策法（PURPA）》，对合格的热电联产和小型水电站等发电系统接入电网和并网售电，以及电网公司对于那些拥有高效小型发电装置的用户提供备用电力保障等细节进行了明确规定，并首次引用了“强制购买原则”——要求电网对符合能效标准的发电设备所发电量必须收购，并要求对使用分布式能源的用户提供备用电力保障。1978年卡特还批准了《天然气政策法》，逐步解除了价格管制，刺激生产和统一价格。天然气价格的上涨，遏制了浪费，促进了分布式热电联产技术等节能技术的推广，使用户通过技术进步能够消化更高的气价，同时为天然气公司注入了活力。

这些改革使更多的能源终端用户可以参与和投资提高自身能效、自主供应能源和提高供能安全，不需要依赖电网也能保障用户自身能源供应，强迫电力公司向能源服务转型，参与竞争，重构了利益格局和生产关系，推动了市场经济的进程。天然气价格的放开使天然气结构出现上涨，也曾一度降低了美国天然气的市场需求，淘汰了低效落后的利用技术。但是由于放开了分布式能源接入电网和天然气利用方式的改进，使市场较快消化了天然气的涨价因素，并提高了天然气的利用效率，最终提高了用户的投资效益和使用天然气的综合效益。

美国虽然是全世界人均能源消费最高的国家，单位GDP能耗也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国家。不过，1965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664.8美元，到2009年46,381美元,增长12.66倍；而同一时期，美国的总能耗从12.84亿吨增长到21.84亿吨，仅增长了70%。1965年美国的人口还不到2亿，现在已经接近3.066亿，这说明美国的能源效率还是在不断提高的。特别是近两年，美国的GDP能耗和人均能耗都在下降，进步明显（见图12）。

从图13看，美国的能源结构变化很小，但是美国的能源转换技术却在石油石油危机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美国的天然气消费量一直居于发达国家之首，从八十年起，在美国独立发电企业的推动下，大量建设中小型天然气分布式热电联产(见图14)，大学、工厂、医院、金融机构等等都在安装自己的分布式能源系统。2000年美国商业、公共建筑由分布式能源供能的有980座，总装机490万千瓦；工业热电联产1016座，总装机4550万千瓦，合计超过5000万千瓦。2010年装机达9200万千瓦，占全国发电量14％。而1986年时的全美分布式能源的装机容量仅仅2000万千瓦左右，25年不到增加了四倍半。新增的分布式能源系统的燃料主要是天然气，使用更先进高效的燃气轮机和燃气内燃机热电联产替代了锅炉直接燃烧供热技术，而且大量应用在能源需要强度高的工业项目和商业项目上。

图14：美国分布式能源装机容量

通过支持市场化的独立发电商（IPP）和能源服务商（ESCo）为用户提供了专业化的能源服务与节能服务，因地制宜、因需而异，建设个性化的能源梯级利用设施，转变了传统低效的所谓“规模化”的能源生产供应模式，直接对社会分工进行了重构，为未来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大量利用可再生能源，推动信息技术与能源系统的整合优化，发展智能化的电网、燃气、热力、制冷等智能能源网络体系和智能电动汽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开放天然气工业，美国吸引了大量企业和资金进入这一领域，投资、创新、风险开发带动了这个行业的发展。最近，美国在页岩气和煤层气领域的技术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发现了大量页岩气资源，使美国的天然气产量超过俄罗斯雄踞世界第一，占了全球产量的20.1%。预计到2015年，美国页岩气的年产将达到2800亿立方米。著名能源经济学家丹尼尔·尤金的剑桥能源咨询公司意味深长地认为页岩气开发将改变世界的“游戏规则”。他说的改变游戏规则不是美国的市场规则，也不是天然气的行业规则，而是要彻底改变全球能源、经济、金融、地缘政治和战略安全格局的游戏规则。

天然气替代目前10亿吨用于发电的煤炭已经成为实际行动，2009年一年美国的煤炭生产就减少了近9000万吨。美国人认为人类已经进入天然气时代，在天然气和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由此发展微电网技术，逐步构建智能电网，解决各种电源的自由接入，并从而发展电动汽车体系，使美国的能源结构登上新台阶。这也是奥巴马敢于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7%，到2050年减少83%的“底牌”。奥巴马大书特书的“能源独立”，不仅仅是美国国家的能源独立，也是所有美国企业和所有美国人的能源独立，给予所有的美国人参与节能减排的和参加新能源供应与投资的权利，将美国式的民主引入到新能源革命，意图重新演绎克林顿将美国式民主制度引入互联网所取得的成功。

四、煤黑中国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能源的结构性问题实在是太突出了。长期坚持“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过度依靠煤炭的经济结构造成了极为严峻的后果，而且这一趋势还在进一步恶化。煤炭在中国经济中几乎成为GDP增长机能亢进的“鸦片”，越用越上瘾，越用越不惜代价，越用越病魔缠身。以煤为主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关系仍在强化，由此形成的利益格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扭曲。既得利益被固化，央企、国企、民企和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都成了“利益当事人”，从原料开发、设备制造、能源生产、运输、转化、交易、输配到管理体制等产业链中形成一系列强势企业，进一步影响各级政府的规划、管理、制度安排和决策，最终导致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仍在继续增加。从2003年起，中国的煤炭呈现几何形增长，每年增加9000万到1.4亿吨（见图18）。搞得矿难频发、煤电纷争、运输梗塞、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和官煤勾结问题横生，政府招架无招，百姓怨声载道，国家四面楚歌。长期依赖煤炭形成的制度格局，造就了一大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将自身利益混淆于国家和民族利益，将企业的意志强加给国家和百姓，严重制约着中国的结构性调整，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表7：中国煤炭消费和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及变化

单位：百万吨标准油当量

    规模效益是存在边际效应的，达到一定规模的临界区域时会产生效益，超过一定规模的临界区域就会变得完全没有效益可言。中国创造了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超级规模的“以煤为主”的能源经济结构，创造了一大批依赖这一结构的超级企业，而这些企业已经发展到了难以再创造效益的规模，或者大到了有效益不给股东，股东也不敢说话的程度。对于消费者和纳税人，面对这样的企业，代价和负担自然越来越沉重，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烦恼，从“规模经济”异变为“规模不经济”；从“规模效益”异变为“规模无效益”。

    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造成整个产业链问题多多：一是一次能源的直接用能总体成本低下，能源效率难以提升；二是廉价能源浪费肆无忌惮，高耗能产业疯狂发展；三是环境污染极其严重，温室气体排放急剧增加；四是能源系统过于庞大，企业规模过度膨胀，政府规模无法管理；五是关键环节市场无法配置资源，形成各级利益集团支配市场的局面；六是企业盈利能力普遍低下，一些央企国企亏损严重濒临破产；七是行业壁垒日趋严重，能源配置难以综合优化；八是整个产业的各个环节，特别是煤炭行业腐败现象及其普遍，贪污盛行、官煤勾结、私采乱挖……

  中国的煤炭和石油需求的急增，导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各种污染排放的激增（见图17），远远将美国和欧盟甩到下面，而且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止这种增长。中国增加的二氧化碳基本抵消了全球所有国家的减排努力。2009年在全世界都在大幅度减排的形式下，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2008年新增6.1 亿吨，同比增加了8.84%，让世界瞠目结舌。要知道6000万人口的英国，GDP为中国的40%，2009年也仅排放了5.29亿吨。而2009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惨烈的一年，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也在放缓，出口严重受挫，而进口大幅度增加。更重要的是2009年全国还在大力贯彻中央“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战略要求，显然这些增长主要来自内部的结构性原因，不是外部需求的拉动。

表8:各国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中国虽然人均GDP还不及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见表8），但快速增加的二氧化碳已经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中国人均能耗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人均温室气体排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110公斤，总排放量超过第二名的美国38%，而且还在快速持续增加, 谁也说不清楚到什么时候可以不增长了。中国不仅随时可能被推下道德的悬崖，被美欧以“碳关税”等挟持于股掌。一些国外媒体借机污蔑中国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噩梦，恳求中国“正常发展”。大量燃烧煤炭不仅仅是二氧化碳的问题，其他各种污染也在危害自己的人民和周边邻国的民众。

五、转型中国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邓小平同志的功绩。邓小平对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走着发展之路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这一改革还是建立在毛主席当年奠定的三大基础之上，第一是毛主席培育了一大片立党为公，无私献身的老干部，如果不是这些老同志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甘愿放弃既得利益，改革不可能进行；第二是中美破冰，以极大的战略胆识结束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敌对状态，为对外开放创造了环境；第三是我们普遍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大庆”和“胜利”等油田的开发。如果没有大庆石油出口换回的外汇用于购买国外的粮食，如果不是利用这些外汇引进了一批大型化肥厂和化纤厂，降低了我们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我们如何敢于放手进行农村改革，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我们又如何敢于放手进行后继的全面改革开放？

1965年中国石油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只有6%，到1975年增加到20%以上。正是这次能源结构的变化，为我们上一轮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础。从某种意义而言，没有大庆，就没有改革开放，至少没有这么顺利。但是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能源结构几乎一成未变（见图19），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很难出现本质上的变化，中国的改革也很难继续深化。今天举国上下都在为未来发展感到忧心忡忡，上下都已意识到中国必须再次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摆脱当前面临的种种社会、经济、外交矛盾。但是，大家对于打破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完全没有信心，因为大家都深陷其中，难以割舍自己的“奶酪”。

全世界在以煤炭和石油为主的时代，几乎都是极度依赖大企业。各国为保证经济发展和国际间竞争，不得不培育一个个“长子”级的超级大企业，放手让他们垄断市场，而这些不断壮大的企业通过他们手中的资源左右政府政策，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强势利益集团，建立了一种特有的利益格局，构筑了一类特殊的生产关系。目前，中央政府各部门与央企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国企之间，以及他们彼此之间复杂的感情和利益纠葛、博弈与依赖关系、官商与党企混淆，与当年燃料结构在同一阶段的美国和欧洲国家有不少似曾相识之处。

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10月15日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说：“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他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将这45个字一字不差的再次重复了一遍，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可见对于坚持继续深入改革开放的迫切性，不改革没有出路。尽管全党全国人民都有这种迫切意愿，为什么很多人对于继续深化改革没有信心，各部门对此也缺乏共识，关键是没有一个能够推动改革的基础，或者说我们目前还没有改变生产关系的能量。

    使中国摆脱煤污泥潭的希望或不仅在节能、不仅在风电，不仅在太阳能，也不仅在核能，这些资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制造业大国仅仅只能是一些补充，最大的希望还是要寄托在天然气上。必须找到一种清洁的燃料，替代煤炭的功能。前面所述已经说明我们的研究结论，天然气是中国走出困局的救世良方。天然气不单指常规天然气，也包括页岩气、煤层气、致密砂岩气、深海天然气、可燃冰、矿井瓦斯、生物制甲烷等。

至此，大家最关心的是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资源禀赋,这些资源能否保证中国的经济社会转轨，并支持中国在新的道路上快速、持续、独立、安全的前进。天然气对于中国，一切工作还仅仅是刚开始，我们对于天然气的关注、投入都实在是太少了。就目前的常规天然气而言，总资源量就达38万亿立方米，即使已经探明的储量也没有被积极地开发利用。2009年中国探明总储量2.46万亿立方米，储采比28.8年，而同期的美国为11.7年，英国4.9年，资源大国加拿大也只有10.9年。我们一边在煤烟的乌烟瘴气中左顾右盼，被全球千夫所指；一边将清洁的资源丢在一旁，面对污染目前麻木不仁。

图21: 中国页岩气储量分布

原中石油副总裁，中石油企业协会会长胡文瑞2010年6月18日发表了《中国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与低碳社会》的报告，他认为：“中国非常规天然气资源总量约是常规天然气总量的5.01倍”。中国的常规天然气的通行说法是38万亿立方米，5倍就是190万亿立方米。他说“全球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开发利用的技术日趋成熟，是常规天然气最现实的接替资源，在世界能源结构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胡文瑞说：“一位哲人预言——‘人类将进入天然气时代’（见图22），这是海夫纳18次在美国国会听证的主题”。罗伯特•海夫纳三世(Robert A.Hefner III)是美国私人天然气勘探生产企业GHK公司创办者和拥有人， GHK公司引领美国天然气业界钻探和生产技术，并成功钻探和生产了全球多个最深和压力最大的气井，海夫纳带领业界成功争取政府解除对天然气价格的管制，通过竞争促进了美国天然气技术进步和投资多元化，最终实现气量的不断增加和价格的降低。

图22: 海夫纳——世界主要一次能源的更替

海夫纳说，全球能源正从煤炭和石油为主，转向为更清洁、更环保、分子中含碳更低的天然气时代。2007年1月，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和中国能源网邀请著名的美国天然气专家海夫纳到北京与时任中石油副总裁的胡文瑞，以及发改委能源局长徐锭明和翟光明院士等中国著名专家进行交流。中国的专家们认真倾听了海夫纳关于“天然气时代”的论断，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非常不解地问我们，你们有大量的天然气资源为什么还要到处寻找“替代能源”，眼前最便宜优质的清洁资源不利用，却要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至今并不成熟的技术上，为什么？

胡文瑞作为中国著名的石油勘探方面的地质学家，在其报告中说，近10年来，全球找到了37个大气田，是同期发现大油田的3倍多。目前发现和估计的天然气储量是石油的5倍多。研究证明，天然气不一定完全是生物起源，也可能是无机生成，可以再生。在预见的将来，天然气将供应全球80%的能源。中国重新“和平崛起”的关键和成败取决于新能源的有效替代和转换，如果说传统能源曾经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那么非常规天然气将创造一个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社会。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虽然是个难题，但是已经成为主战场，成为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

美国在非常规天然气方面的巨大突破是坚持市场化、多元化和鼓励竞争、开放市场的成果。美国在上游天然气勘探开发中现有6000余家企业参与，有大公司，但更多的是中小企业；有美国公司，也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企业。由于中小企业的积极进取，在美国85%的气井是中小企业打出的。美国是目前唯一实现页岩气商业开采的国家，2008年页岩气总产量达到600亿立方米，超过美国天然气产量的10%，预计到2015年，页岩气的年产将达到2800亿立方米。竞争增加了技术进步和风险投入，增加了天然气供应，也降低了价格，为美国在下一轮清洁发展的全球竞争中保持了竞争力，为美国重新夺回道德制高点积蓄了能量。

根据中石油、中国地质大学和国土资源部等多方面的专家研究成果，中国的页岩气、煤层气资源量巨大，完全有可能支撑中国未来经济的清洁可持续发展。而且未来中国自身的天然气资源可能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上对中国能源地缘配置的认识。中国传统的能源资源，主要指煤炭、石油、水电和常规天然气以及所谓的大规模的风电、太阳能，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南和北方远离东南经济发达区域的地区，所以中国不得不投入巨额公共财富，支持大型企业发展，建设超大规模能源设施，进行超大型长距离能源输送体系。例如：北煤南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特高压电网。并为这些可能异化为“规模不经济”的超级系统承担巨大的能源安全风险、金融投资风险和政治体制风险，承受巨大的环境资源压力。

新发现的页岩气、煤层气可能就在我们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东南部地区，或靠近东南沿海的中部地区（见图24）。中国地质大学能源学院矿产资源实验研究中心主任张金川教授研究认为，中国南方与美国东部页岩气发育地质条件具有相似性，页岩气富集地质条件优越，具有与美国大致相同的页岩气资源前景及开发潜力。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新能源所副所长刘洪林研究认为，中国页岩储层分布广泛，四川、鄂尔多斯、中下扬子地区、华北盆地地质条件最好，准噶尔、松辽、吐哈等盆地页岩气基本地质条件也较好（见图23）。

国土资源部和地质专家们认为中国的页岩气资源量将超过100万亿立方米，按目前技术可采储量为26万亿立方米，其中南方资源量最丰富，可采储量12.17万亿立方米，该区域涵盖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其次是华北地区，可采储量11.18万亿立方米，该区域涵盖了北京、天津和整个环渤海地区。

长江、珠江和环渤海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人口稠密，产业集中，环境和能源资源压力巨大，同时这一地区人均收入高，对于清洁能源价格的承受能力也比较强。这一地区四季气候变化明显，适合发展天然气分布式冷热电能源系统；工业集中，适合发展高效的天然气热电联产。如果在该区域大力发展天然气工业，条件是无与伦比的。美国专家一直认为中国城市居住密度高，城市中商业、办公和住宅相互交错，极适合发展高效和高利用率的区域冷热电分布式能源站，能效和投资收益都会好于其他国家。

图24: 中国页岩气储量分布

资料来源：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煤层气研究所李贵中所长研究认为，中国煤炭资源5.57万亿吨，保有储量1.03万亿吨。2009年1.5万个煤矿产煤30亿吨，煤层气抽采61.7亿立方米，利用了17.7亿，利用率虽从几年前的19.7%提高到28.7%，但每年还有200亿立方米温室气体效应为二氧化碳21倍的煤层气排入大气层。中国41个聚煤盆地，2000米以上的煤层气资源量约36.8万亿立方米，按目前技术可采储量10.9万亿立方米。含量分布特点：南高北低，东高西低。东部煤层气地质资源量最大，占31%；中部和西部各占28%；南方占13%；青藏仅0.01%（见图26）。而且资源高度集中，9个主要盆地资源量超过1万亿立方米，合计28万亿立方米，占全国资源的76%（见图27）。

 图25: 中国主要煤层气资源分布

资料来源：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

还有天然气水合物，也被称之为“可燃冰”，全球的开发和利用前景更为广阔。根据美国和前苏联的研究，世界陆地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约2.83千万亿立方米，海洋为8.5万万亿立方米，可供人类使用1000年。国土资源部最近公布在青藏高原发现总量约为350亿吨标准油当量的可燃冰。此外，全球的致密气资源量约为209.72万亿立方米。按目前技术水平可开采的致密气储量约为10.5～24万立方米。全球致密气开发最成功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中国。2008年，美国年产量为1757亿立方米，约占其天然气总产量的30%。2009年，中国年产量约为150亿立方米。

    中国的天然气资源禀赋足以维持中国经济的长时间高速持续发展，而且将彻底颠覆中国的资源配置结构关系，重构利益格局，为生产关系的新变革奠定基础。此前，我们曾对于中国冲破能源环境瓶颈实现“伟大复兴”并无信心，而天然气将一切变为可能。无处不在的天然气资源，所带来的革命性的能源更替，将重新构筑国际关系体系，改变20世纪因石油而建立的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从而彻底改变国际经济、金融、政治和军事格局。

表9: 中国天然气资源预期

    中国2009年消耗了21.77亿吨标准油的能源，其中15.37亿吨标准油是煤炭，占70%。使用天然气可以减少70%的二氧化碳排放，这意味着中国气化能够比现在减少一半的二氧化碳。天然气的高效性，至少可以为中国再节约5～6亿吨标准油能耗；而天然气的灵活性，可以使中国承受更多不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再进一步减少20%的二氧化碳排放。一些国家为遏制中国而设计的“碳壁垒”、“碳关税”、“碳陷阱”将变得毫无意义。

六、中国硬仗

海夫纳曾对中国建议：通过选择在21世纪走天然气之道路，中国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建设一个经济的新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从而在保护环境和提高能效方面为国内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动力，进而维护和促进内部稳定。就外部而言，从长期看，这条道路将减少全球石油使用量上升的压力，大幅降低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短期内，中国致力于在采用清洁能源方面起表率作用，可进—步加强其在维护外部和平方面扮演负责任的 “利益相关者”的国际地位，同时也能大幅地增加中国的“软实力”。

天然气大发展的关键是要调动各种积极性，多元化地参与技术研发、风险投资、市场开发和科学利用。胡文瑞提出中国开发非常规天然气要关注“小公司决策方式，这是一条重要的途径”。2006年以前，世界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方式是利用中小企业决策快，敢于创新，敢于承担风险的特性，结合风险投资机制，以小公司先行担当先锋，再由国际各大油公司通过直接收购、合作等方式介入开发。美国埃克森美孚 (Exxon)公司近期收购的XTO公司就是一个专业化的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三大专业天然气开采商，2009年生产天然气295.18亿立方米，埃克森自己只生产了160亿立方米。埃克森为此出资430亿美元，而当年兼并美孚石油 (Mobil)也只花了80亿。

大公司体制，特别是上市公司的体制并不适合进行创新和风险投入，中国的国有大央企的管理决策机制就更不能适应参与类似非常规天然气开发这样的风险巨大的创新型产业。全世界大多大型石油公司都存在“重油轻气”的问题，石油的生产技术比较确定和成熟，而天然气开采之后需要建设处理厂、铺设长输管道、建设储气库和配网；相比之下石油的储运非常简单，而且油价高，气价低。所以，天然气对石油公司而言更似“鸡肋”。但是，石油公司缺乏在天然气上的投资热情，并不意味他们想放弃天然气市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他们一边霸住资源不开放手，维持自己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另一边又将制造短缺推升价格，为未来发展创造环境。但是这些企业如此而为，将会严重制约中国天然气的大发展。

天然气市场主体缺位在中国尤为突出，严重妨碍着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不久前，在一次内部关于天然气市场开放的讨论中，这一话题捅了马蜂窝。大央企代表们异口同词对开放天然气中上游市场表示坚决反对，态度激昂，言辞激烈。他们认为一旦对内开放就会重蹈小煤窑的旧辙，对外开放就会再陷铁矿石的尴尬，会带来能源安全问题，天然气涨价问题，资源被乱采乱开等等。事实上，煤层气开发的技术与挖小煤窑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煤层气的经营也需要大量技术和资金支撑，如果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开采煤层气，恰恰说明他们已经远远超越了小煤窑的层次，将他们的资金引入到增加清洁能源供应领域有什么不好？与铁矿石不同，全球非常规气的开采技术领域是中小企业的天下，竞争非常充分，技术进步速度很快，根本没有形成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这样的跨国超级垄断企业联盟，怎么可能出现铁矿石的垄断局面？如此危言耸听，是他们用大脑思考的观点，还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不得不如此说来？

谈到“安全”，中国老百姓在冬季已经几经“断气”，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比断气更不安全的？大公司批评下游发展太快，抱怨中国的天然气资源质量不好，价格太低，城市燃气无序发展，以及技术制约等等。并预言，如果中国的天然气对外开放，中国老百姓的气价就会大幅攀升。就价格问题，因为我们没有领教外资企业是如何“哄抬物价”的，所以对此并无感受，但我们知道大公司一直致力于推动气价上调。现今有了互联网，了解世界并不难，我们将美国近年平均气价与北京和上海进行了比较（见图28），似乎中国的天然气价格也不便宜。

大家再看一看图29，或许能够帮助大家了解从1970年到2009年中国的天然气工业是如何发展的，与美国、欧盟和前苏联国家同期发展状况存在什么样的差距。无论是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大家可以评评，应该给中国的天然气企业打多少分？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如果仍然视而不见，仍不能反躬自问，中国何以实行能源结构的调整，何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何以能完成经济结构的战略性升级。

如若大公司对于发展天然气有如此多的抱怨，我们为什么非要让他们承担这个不情愿的“责任”，为什么不能放手让愿意干的人来干？长子不种地，难道一家人就应该勒紧裤腰带饿肚子？何不让次子、侄子，甚至长工们都来试一试？大公司说，钻探天然气投资很大、技术很复杂、专业性很高，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根本干不了。既然他们都干不了，大公司为什么还要反对开放市场？反正别人也构不成威胁，何必还要担当一个垄断市场，拖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坏名声”。

马蜂不采蜜，又不让采蜜的蜜蜂进来，要想吃蜜的中国应该怎么办？如果将市场开放，将鲶鱼放进来，不仅解决了一次能源转轨问题，还会带动大量企业在天然气的上中下游的参与，汇集大量投资，带动技术创新，增加更多就业，创造绿色GDP。这对大公司的责任压力也是一种解脱，通过竞争增加他们的市场活力，帮助他们转变坐在家里等着继承家业的“长子”心态，改变大而不强的现状，重新让这些曾经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基础的“共和国长子”们再立新功。

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继续依赖出口和房地产市场拉动问题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大；让国民大量涌入已经极度拥挤的大城市，以所谓加速城市化进程拉动经济也越发得不偿失。现有能够对拉动经济起主导作用的产业几乎没有了，一些专家提出靠技术不确定、供能不稳定的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拉动经济或许为时尚早。现在看，能够拉动中国低碳经济和绿色GDP的关键产业就是天然气，也只有通过开放天然气市场才能大幅度促进内需和内外部的投资，推动一系列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天然气的上中下和应用市场游孕育着数十万亿的投资，等于在煤炭、石油之后，再造一个新的现代能源体系，而这个新平台为发展智能电网、承载更多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推广能源服务产业奠定了基础，为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提供了相匹配的动力。

至此，我们或许能够更深入理解胡锦涛总书记为什么说“必须痛下决心、狠下工夫，坚决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

七、能源新政

 国家能源局规划司司长江冰2010年7月20日宣布，最终定名的《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经多次修改完善，现正在按照程序准备上报国务院审批。规划明确部署了2011年至2020年先进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非常规天然气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洁净煤、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车用新能源等能源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的具体实施路径、发展规模以及重大政策举措。这一次，将天然气和分布式能源纳入新兴能源规划，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同日，能源局还宣布“十二五”能源规划的制定,将重点围绕实现中央提出的非化石能源比重增加和碳减排两个目标展开。预计到“十二五”末,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费比重将从2009年的70%降至63%,天然气从目前的3.9%提升至8.3%。2015年中国天然气利用规模从目前的约900亿立方米增加到2600亿；水电规模从目前的近2亿千瓦增加到2.5亿,核电利用规模从目前的900万千瓦增加到3900万,水电和核电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提高1.5个百分点;风电、太阳能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将达到1.1亿吨标准煤,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提高1.8个百分点。

根据上述数据推算，中国到2015年将消耗26亿吨标准油当量的能源，虽然天然气消费量将大幅度推升，但是煤炭消费量仍在上升。根据发达国家对天然气替换煤炭的经验，如果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技术，政府制度设计和政策配套科学并贯彻得力，1吨标准油当量的天然气可以替换2.5～3吨标准油当量的煤炭，折合5～6吨原煤，加之信息技术进步和更多的新能源技术应用，中国有可能实现煤炭消费量不再增长的战略性转折。

 表10 :“十二五”中国能源总消费量与煤炭、天然气变化对比

  国家能源局已经清晰看到抑制煤炭需求增长的重要性，但是在“十二五”规划中仍未能下决心彻底停止煤炭的增长，作为一个主管部门很难摆脱各部门和央企的掣肘。胡文瑞说，“煤炭的开发利用，就全球技术而言，基本停留在19世纪的水平，给社会造成的沉重负担，使社会、环境和经济成本上升，估计其影响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和美国三十年的大衰退”。中国开采煤炭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且矿难不断破坏生态；运输煤炭消耗大量柴油电力等优质能源，并占用大量土地；利用煤炭将环境烧的乌烟瘴气，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恶人”，在这样的局面面前，若还不下决心遏制煤炭增长，何以再谈“调结构，转方式”？

八、若干建议

 （一）下定决心以气代煤实现绿色发展。中国“崛起”的关键成败取决于新能源的有效替代和转换，特别是减少对煤炭的依赖，抓手就在天然气。气代煤必将触动诸多既得利益，不是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对于中国一次能源结构性战略性调整的决心应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来下。中国一定要尽快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建议以2010年煤炭消费总量作为中国煤炭消费的历史最上限，实行分地区、分行业总量限额政策，从此逐步递减，逼迫市场从煤炭转向天然气和其他新兴清洁能源；

（二）冲破阻力开放天然气中上游市场。增加天然气供应，保障供气安全，降低天然气价格的关键是要大力开发国内天然气资源。中国从1960年就开始利用天然气，至今50年，产量只能满足中国能源需求的3.5%，而且对于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技术和投资都无法满足中国天然气的大发展基本要求。导致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天然气开采长期垄断在极少数央企手中，体制局限使他们没能很好履行相应的职责。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开放市场，鼓励更多的中外企业进入天然气勘探开发和输送储备及配售领域。特别是支持决策灵活，敢于承担风险的中小企业的参与；

（三）将天然气大发展作为“调结构、拉内需、保增长”的战略突破口。开发天然气市场可以吸引大量社会各界资金和外资投资，形成以天然气为核心的巨大投资市场，不仅在上游的勘探开发中、在中游管网储气库建设上、在下游配气营销市场中、终端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以及技术研发和能源服务产业上，都能带动大量社会投资，创造就业，促进创新，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为发展智能电网奠定基础，创造绿色GDP并完成节能减排的战略承诺，一箭数雕；

（四）高度重视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并网问题。全世界的成功经营证明，大力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是解决天然气科学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提升企业应对燃料价格升高能力的关键。但这一先进技术面临最大阻力来自电网公司，中国也不例外。北京南站是奥运会重点工程，也是我国对全世界“绿色奥运”承诺的标志性工程，由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批准立项，站内建设了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和屋顶太阳能电站，但至今两年仍不能投入运行，北京电力公司甚至连并网都不予审查。这样的项目都并不了网，其他更是举步维艰。如果分布式能源无法并网，天然气的科学利用问题就无法解决，这一产业就不可能健康发展，天然气也不可能实现大发展；

（五）尽快制定推动天然气改革的相关政策法规。排除既得利益集团阻力，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尽快出台《天然气行业管理条例》（中游条例）；《城市燃气管理条例》（下游条例）；《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加入电网条例》（使用条例）规范从井口、净化厂、长输管道、储气库、LNG接受站等设施到城市门站的经营关系、经营行为和义务；规范城市燃气企业的经营行为和义务；规范天然气科学合理利用与电网公司之间的责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