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国际能源法是指调整跨国间关于能源勘探、开发、生产、运输、贸易、储备以及利用等方面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其实体规范包含了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环境法、国内能源法等部门法的一些具体内容。国际能源法的兴起，突破了传统部门法的分野，拓展了国际法的研究领域，并将推动国际法研究方法的革新。

关键词：国际能源法  国际法  能源法  国际组织

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国际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国际法的新分支也不断涌现。[1]国际能源法（International Energy Law）就是晚近出现的一个新的、特殊的国际法部门。国际能源法的兴起，是国际法发展的新突破。

一、国际能源法的产生

国际能源法是指调整跨国间关于能源勘探、开发、生产、运输、贸易、储备以及利用等方面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2]

（一）国际能源法的形成

国际能源法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虽然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利用柴薪取暖、加工食物；但是在工业革命前，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地理条件的制约，跨国的能源开发活动十分罕见，因而谈不上有国际能源法。进入工业革命以后，1859年德雷克（Colonel Edwin Drake）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维尔（Titusville）钻出了世界上第一口油井。[3]此后，很多国家开始出现了规范石油勘探开发活动的法律制度。

到了20世纪，跨国能源开发活动日益增多。1901年，英国人威廉姆•诺克斯•达西（William Knox D’Arcy）与波斯（今伊朗）政府签订了著名的《达西特许协议》（D’Arcy Concession Agreement）。该协议规定，达西只要把主要的意外收益和公司年利润的16%支付给波斯政府，就可以获得波斯境内60年的石油勘探开发活动的专属权。[4]此后，这种特许协议越来越多。1948年，沙特阿拉伯还率先以特许协议的形式将阿拉伯湾近海石油的勘探开发权租让给了阿姆科（Aramco）石油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联合国非殖民化运动的推动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取得了独立，并成为了联合国会员国。在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强烈要求下，联大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如1952年《自由开采自然财富和资源的权利》、1962年《关于自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1960年，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五国宣告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 OPEC，简称“欧佩克”)，旨在协调和统一各成员国的石油政策，并确定以最适宜的手段来维护它们各自和共同的利益。1968年，科威特、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三国又创建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Arab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 OAPEC)；其宗旨是协调成员国间的石油政策，维护成员国的利益。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简称经合组织）一方面开始协调它们之间的能源政策，并成立了国际能源机构（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另一方面又加强各国的能源立法。此后，国际能源法开始呈现并逐渐发展起来。

（二）国际能源法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国际能源法会逐渐兴起呢？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了第一次全球能源危机。1973年10月，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反对以色列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产油国按照战前的约定在外交领域发动了震动全球的石油斗争。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部长级会议决定，每月递减石油产量5％，日产原油也由原来的2080万桶减少到1580万桶，石油价格则从每桶2.59美元上涨到每桶11.65美元，[5]并按对阿以问题的态度将石油消费国分为“友好”（friendly）、“中立”（neutral）和“不友好”（hostile）等三类国家[6]，确定不同的石油供应量。第四次中东战争所导致的第一次全球能源危机，一方面促使各国反思以前的能源法律与政策，同时对能源安全也更加关切[7]；另一方面也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在国际能源法律与政策方面的协调与合作，从而有利于国际能源法的勃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全球能源危机催生了国际能源法。

2.能源领域的私有化和国际化浪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私有化与国际化这两股潮流席卷各国能源领域，推动了国际能源法的产生和发展。就私有化而言，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对能源领域商业活动的控制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顶峰”[8]。然而，为了促进国内能源市场的竞争，各国纷纷将国有能源企业私有化，原来法律所赋予的垄断权利被废除。这股私有化浪潮最先是从电力部门开始的。智利、英国和西班牙是第一批将其电力部门进行重组和私有化改革的国家。[9]欧盟委员会也一直要求其成员国承认，在统一的欧洲市场无论是国家垄断还是私人垄断，都是不能接受的。例如，1989年6月，欧洲经济委员会根据《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90条通过了一项指令规定，各成员国的电信服务业必须开放竞争。[10]私有化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能源市场在投资、贸易和竞争等方面的开放奠定了基础，为接受国际能源法律制度的规制创造了条件。

从国际化来说，能源问题超越国家边界。例如，在能源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酸雨现象、温室效应、石油污染、核泄漏事故等，不但得到有关国家的重视，而且引起世界各国的关切。“这种跨国界的影响必然要求采取超国家的行动。”[11]因此，在相关国际机构的倡导和推动下，《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纷纷出笼。这些法律文件都强调，能源效率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各国应把能源效率放在本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政策的核心位置。[12]与此同时，各国的能源法律制度也日益国际化。一方面，众多的国际能源条约对各国能源立法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一些国家还对其他国家（如英国、美国）的能源法进行直接的法律移植。

3.国际组织的推动作用。“国际组织在国际能源法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3]首先，国际组织的立法活动丰富了国际能源法的内容。各类国际能源组织以多边条约的形式进行的立法活动，涉及能源领域的方方面面，如勘探、开发、生产、运输、贸易、储备、节约、信息交换、技术合作以及争端解决等。其次，国际组织为各国的能源活动提供了行动指南，有利于“国”际能源法的统一。例如，国际能源机构要求各成员国保持不低于其９０天石油进口量的石油存量；又如，“欧盟还是当今国际能源制度最为先进的实验室”[14]，它不但为其成员国、而且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能源立法提供了某种样板。最后，国际组织还为各国提供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场所，有利于解决各国在能源活动中产生的分歧和争端。例如，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宗旨之一就是协调成员国间的石油政策、协助交流技术情报；该组织还设有由正副庭长和５名法官组成的仲裁法庭，以解决成员国间的争端。

4.国内能源法的勃兴。在20世纪70年代，各国能源法之所以勃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所谓“危机生法、法解危机”，正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所导致的第一次全球能源危机，加快了各国的能源立法进程；二是荷兰、挪威、英国和丹麦等国相继在本国的近海海域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因而都需要在国内进行相关立法以便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活动进行规范。在上述背景下，1974年法国制定了《省能法》、1976年英国颁布了《能源法》、1978年美国出台了《能源政策与保护法》、1979年日本颁布实施了《节约能源法》等。各国能源法的制定和实施，为国际能源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能源法（Comparative Energy Law）[15]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国际法分支：国际能源法的“性质定位”

就国际能源法的性质而言，它不是国内法，而是国际法的一个新分支。对此，我们可以从国际能源法的法律渊源、基本原则和主体等方面做些分析。

（一）国际能源法的渊源

一般认为，《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是国际法渊源的权威列举和说明。[16]然而，国际能源法的渊源不限于此，它包括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国际石油合同、国家立法、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和权威法学家学说以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

1.国际条约。国际条约是国际能源法的主要渊源。它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造法性条约，如《国际能源纲领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能源宪章条约》等；二是契约性条约，如2004年中哈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在油气领域开展全面合作的框架协议》、2007年巴西与塞内加尔签署的《生物能源合作协议》等。

2.国际习惯。国际习惯主要是指在长期的能源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国际商业惯例。它由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因而具有法律约束力。就国际能源法而言，这种惯例主要来自以下五个方面：国家和石油公司之间的实践所产生的惯例；由石油公司之间的经营活动逐渐发展起来的惯例；石油生产国之间在争议地区进行共同的石油开发而形成的惯例；石油生产国、石油公司与石油消费国在石油和天然气贸易活动中所产生的惯例；法官、仲裁员或律师在石油活动的争端解决中、或在对共同开发协议的解释中所形成的惯例等。[17]

3.国际石油合同。国际石油合同（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ntracts）主要是指东道国政府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的有关石油开发、生产等方面活动的协定，它可以分为“泰国式的现代特许合同”（Thailand’s Modern Concession Contract）、“印度尼西亚式的产品分成合同”（Indonesia’s Production-sharing Contract）、“巴西式的风险服务合同”（Brazil’s Risk Service Contract）和“中国式的混合合同”（China’s Hybrid Contract）等。[18]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国际石油合同无疑不是国际条约。国际法院在“英伊石油公司案”（The Anglo-Iranian Oil Co. Case）的裁决中也明确指出，伊朗政府和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合同，仅仅是一国政府和外国公司签订的特许协定，而不是条约。[19]

4.国家立法。国家立法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综合性的能源立法，如1976年英国《能源法》、2005年《美国能源政策法》、以及中国目前正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等；另一类是专门性的能源立法，如1979年《美国能源税法》、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发石油资源条例》、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4年《德国可再生能源法》以及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等。

5.一般法律原则。《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法院在裁判案件时，应适用为文明各国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就国际能源法来说，一般法律原则主要是指适用于石油、天然气、电、煤等能源贸易活动的、且被大多数国家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不言而喻，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能源法的法律渊源中处于次要地位。

6.司法判例和权威法学家学说。（1）司法判例。“司法判例”主要是指司法机构和仲裁法庭所做的裁决。它包括国际司法判例和国内司法判例。与国际能源法有关的国际司法判例，主要有1952年“英伊石油公司案”、1981年“利埃姆科诉利比亚阿拉伯共和国政府仲裁案”（The Liamco v. The Government of the Libyan Arab Republic）、1994年“欧盟诉美国对汽车征税案”（The European Union v. United States Taxes on Automobiles）以及1996年“巴西、委内瑞拉诉美国精炼汽油案”（Venezucla and Brazil v. United States--Standards for Reformulated and Conventional Gasoline）等。而国内司法判例对“依循先例”（Stare Decisis）原则的英美法系国家来说，尤为重要。总之，“司法判例”对国际能源法规则的认证和解释，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国际能源法的发展。（2）权威法学家学说。虽然“权威法学家学说”只是国际能源法的辅助渊源之一，但它在确定国际能源法的规则、甚至在国际能源法的发展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仍有相当的作用。

7.国际组织的决议。国际组织的决议包括国际组织的机关通过的宣言、决定、决议和行动指南等，如联大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欧佩克关于石油生产或石油价格的决议、世界银行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指南、国际海事组织关于去除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上近海装置和结构的指南与标准等。重要的国际组织的决议，就其广泛代表性和舆论价值来说，应是确立法律原则的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补助资料，因而它们对国际能源法渊源有很大的影响。[20]

由上可见，国际能源法的渊源虽然与国际法的渊源不完全一样，但其具体内容与国际法有很多相同之处，脱胎于国际法的痕迹非常明显。

（二）国际能源法的基本原则

所谓国际能源法基本原则（Basic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是指在国际能源法体系中那些被国际社会公认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适用于国际能源法各个领域并构成国际能源法基础的法律原则。国际能源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Principle of Permanent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一国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由自然资源永久主权派生的主权权利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自由处置自然资源的权利、自由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利、恢复对自然资源的有效控制权和损害赔偿的权利、为民族发展而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按照国家环境政策来管理自然资源的权利、平等地分享跨境自然资源惠益的权利、管理外国投资的权利、对外国投资实行征收或国有化的权利等。[21]20世纪50年代以来，联大通过一系列的决议，正式确立了国家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目前，由自然资源永久主权派生的主权权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2.可持续发展原则（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指国际能源法对能源利用的规范，既要满足人民生活的能源需求，有效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又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生产转换利用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形成能源可持续发展机制，为今后更长远的发展奠定基础。早在1987年，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原则。[22]可持续发展原则在许多国际环境条约、国际组织的决议中都得到了反映，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而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宣布的27项原则中有多项直接提到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则为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具体的计划。[23]

3.和平利用原则（Principle of Peaceful Use）。和平利用原则主要是指能源的利用特别是原子能的开发利用应以和平为目的、以谋求人类的福祉为依归，而不能用于军事或战争目的。例如，《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第2条明确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宗旨为：加速并扩大原子能对全世界和平、健康和繁荣的贡献；确保由其本身、或经其请求、或在其监督或管制下提供的协助，不致用于推进任何军事目的。

从上述国际能源法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出，国际能源法基本原则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引申和具体化。例如，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就是在国家主权原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三）国际能源法的主体

国际能源法的主体（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是指被赋予国际法律人格而有能力承担国际法上的权利与义务的实体。[24]它包括以下三类：

1.国家。国家是国际能源法的基本主体。在国际能源法律关系中，国家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它既是国际能源法的制定者，也是国际能源法的实施者。就能源生产国而言，其权利义务更多的是利用外国的投资进行能源开发，促进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从能源消费国来说，它的权利义务主要集中在以合理、能支付的价格获取稳定的能源供应。

2.国际组织。国际组织是国际能源法的重要主体。它在一定范围内能独立参与国际能源法律关系、并能承受国际能源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事实上，许多国际组织，如“欧佩克”、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能源机构、能源宪章会议和秘书处（The Energy Charter Conference and Secretariat）、经合组织的核能机构（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s Nuclear Energy Agency）、欧盟、世界银行等，都把能源法律和政策作为其重要职责或主要议题之一。[25]

3.非国家实体。非国家实体主要包括能源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它们是国际能源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国际能源法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6]，因而都是国际能源法的主体。例如，能源公司不仅以商业惯例的形式来促进能源法的产生，而且通过制订公司内部有关环境、人权、公司治理等方面的行动指南来推动能源法的形成。[27]

可见，国际能源法的主体与国际法的主体类似，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是二者的主体。

总之，无论是从国际能源法的法律渊源来看，还是就国际能源法的基本原则和主体分析，国际能源法不是国内法，而应属国际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

 三、新兴的国际法分支：国际能源法之“新”

（一）国际能源法产生的年代新、内容新

与国际公法上的海洋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不一样，国际能源法的历史还很短暂。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进入80年代后，国际能源法的研究才慢慢地引起学界的关注。[28]然而，国际能源法又是一个仍在发展的法律部门。由于能源的开发利用受科学技术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国际能源法也将伴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可以预言，随着石油、天然气储量的减少，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增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资源开发的扩大，国际能源法的领域还会不断增多，国际能源法的调整范围也将不断扩大，国际能源法的内容也将更加丰富。

（二）国际能源法的客体新

国际能源法的客体，即国际能源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指由国际能源法所规范的各种能源活动的法律关系。国际能源法的客体也与传统国际法部门不一样，呈现多样性的特点。

1.从国际能源法的法律关系主体出发，它可以分为：（1）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包括能源生产国与能源消费国之间的关系、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能源消费国之间的关系。（2）国家与国际能源组织之间的关系。它又可分为国际能源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国际能源组织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关系。（3）国际能源组织之间的关系，如欧佩克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之间的关系等。（4）国家与能源公司之间的关系。它包括能源生产国与外国能源公司之间的关系、一国与本国能源公司之间的关系。其中，前者是国际能源法中内容最广泛、情况最复杂的一种法律关系。（5）能源公司之间的关系。（6）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国际能源组织以及能源公司之间的关系。[29]

2.根据国际能源活动涉及的主要环节，它可以分为：（1）能源国际合作。能源活动离不开国际合作。目前各国签订了为数众多的双边和多边条约，内容涉及能源研究与开发、信息与人员交流、科学与技术合作、环境保护等。（2）能源投资。能源是跨国投资最先涉足的领域，现今有许多双边和多边条约规范外国直接投资，如《多边投资协定》、《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解决公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和《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等。（3）能源贸易。由于能源的特殊地位，能源贸易问题在各国特别受重视。然而，目前以GATT/WTO体制为主导的国际贸易法律制度，并未涉及国际能源贸易问题。不过，有专家指出，将来的国际能源法会包含与WTO有关的能源规则。[30]（4）能源与环境保护[31]。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保护运动向能源工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32]。各类国际环境条约从不同的角度确立了各国在能源生产、利用等活动中对环境应尽的保护义务。[33]（5）能源争议的解决。在跨国能源生产、贸易等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争议，因而能源争议的解决当然属于国际能源法的调整范围。例如，《能源宪章条约》就把保障能源投资与贸易、解决能源争端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

3.按照国际能源开发活动的地域范围，它可以分为：（1）国家管辖范围以内资源的开发活动，如在一国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进行的开发活动；（2）国家管辖范围以外资源的开发活动，如在公海、国际海底、南极和北极地区等；（3）在外层空间和其他天体进行的资源开发活动。[34]

4.依照能源的构成，它可以分为国际石油法（International Petroleum Law）、国际天然气法（International Gas Law）、国际电法（International Electricity Law）、国际风能法（International Wind Energy Law）、国际核能法（International Nuclear Energy Law）[35]、国际太阳能法（International Solar Energy Law）以及国际地热能法（International Geothermal Energy Law）等。国际能源法的这些分支，有的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例如，国际石油法又可以分为上游国际石油法（Upstream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Law）、下游国际石油法（Downstream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Law）、石油投资法（Petroleum Investment Law）、石油融资法（Petroleum Financing Law）、石油开采法（Petroleum Operations Law）、石油运输法（Petroleum Transportation Law）、石油税法（Petroleum Taxation Law）等。[36]

（三）国际能源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环境法、国内能源法等部门法的不同

1.国际能源法与国际公法。由于国际能源法所调整的是一种跨国能源法律关系，所规范的是一种涉及国家、国际能源组织和非国家实体之间的国际能源活动，与国际公法一样同属于国际法体系，因此，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例如，狭义的国际能源法其实就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37]，国际能源法的很多内容是国际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公法的基本原理也能够适用于国际能源法等[38]。但是，国际能源法与国际公法之间还是有许多不同：（1）主体范围不同。国际公法的主体包括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而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被认为不是国际公法的主体。国际能源法的主体既包括国家、国际能源组织，还包括法人（能源公司）和非政府组织。（2）法律渊源不同。如前所述，国际能源法的渊源除了包括国际公法中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和权威法学家学说以及国际组织的决议外，还有国际石油合同、国家立法。（3）调整范围不同。国际能源法的调整范围除了国际公法的部分内容外，还包括非国家行为体（能源公司、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国际能源组织之间所产生的各种能源法律关系。

2.国际能源法与国际经济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著名国际法学者斯塔克（Starke）就预言，“未来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分支将由规范和指导分享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的规则所组成”[39]。事实上，国际能源法与国际经济法在主体、调整对象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国际能源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区别也很明显。首先，国际经济法的主体范围大于国际能源法，因为国际能源法的主体不包括个人，而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则包括个人。其次，国际经济法更侧重调整其主体间的经贸关系，而国际能源法除了调整其主体间有关能源投资、贸易关系外，还包括能源利用所产生的环境问题、能源国际合作等。最后，国际能源法与国际公法的联系更加紧密，比如国际能源法的客体同样包括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

3.国际能源法与国际环境法。不可否认，国际能源法与国际环境法的联系非常密切。例如，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息息相关；国际环境公约包含很多国际能源法的实体规范，而国际能源法中也有很多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定[40]；甚至有学者认为，能源法还是环境法的一部分[41]，能源生产、消费与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42]。然而，国际能源法与国际环境法的区别也很显著。一方面，国际能源法比国际环境法的调整范围更广一些，它不局限于与能源有关的环境问题，而是包含跨国能源活动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国际能源法的约束力更强些，而国际环境法更多地带有软法性质。

4.国际能源法与国内能源法。国际能源法和国内能源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但这两个体系存在着许多联系。因此，国际能源法与国内能源法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相互替代。相比较而言，国际能源法的调整范围更广，诸如国家管辖范围以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就只能由国际能源法予以规范。 

 四、国际法发展的新突破：新兴的国际能源法之“意义”

国际能源法的兴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国际法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新突破。

（一）国际能源法突破了传统部门法的分野

1.国际能源法体现了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部门法的界限日益模糊的客观事实。国际能源法是一个特殊的国际法分支，它打破了传统部门法中被人为划定的界限，其实体规范包含了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环境法、国内能源法等部门法的一些具体内容[43]。因此，它不是任何一个传统法律部门所能涵盖的。国际能源法的这一特点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

2.国际能源法反应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和相互影响的发展趋势。例如，国际能源法和国内能源法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但由于国内能源法的制定者和国际能源法的制定者都是国家，因此这两个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彼此不是互相对立而是互相渗透和互相补充的。首先，国际能源法的部分内容来源于国内能源法，如一些国际能源公约的制定就参考了某些国家能源法的规定，国内能源法还是国际能源法的渊源之一。其次，国内能源法的制订一般也参照国际能源公约的有关规定，从而使与该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相一致。最后，国际能源法有助于各国国内能源法的趋同与完善。

3.国际能源法印证了“国际法不成体系”或曰“碎片化”（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44]的时代潮流。近些年来，国际法发展呈两种态势：一方面，国际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国际法的发展日益多样化；另一方面，在国际法的一些领域或一些分支，出现了各种专门的和相对自治的规则和规则复合体。因此，国际法“不成体系成为一种现象”[45]。国际能源法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其中一例。

（二）国际能源法拓展了国际法的研究领域

长期以来，国际法学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领域，而对诸如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环境恶化、粮食不足、能源短缺、毒品交易、跨国犯罪、人口增长和非法移民等“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问题重视不够。然而，能源安全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全，确保能源安全也是各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的政治与外交政策的目标。[46]因此，以“能源安全”而核心的国际能源法，需要法学界特别是国际法学界予以密切关注。可以预言，研究国际能源法，将拓宽国际法学研究的思路，开辟国际法研究的新领域，提供国际法学研究的新视野，丰富国际法的理论，并有可能进一步推动 “国际原子能法”、“国际石油法”和“国际天然气法”等国际法新分支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进而促进国际能源新秩序的建立。

（三）国际能源法将推动国际法研究方法的革新

国际法研究的新方法不断呈现，是晚近国际法理论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47]例如，批判的国际法方法（Critical International Legal Studies）[48]、女权主义者的国际法方法（Feminist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Law）[49]、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的方法[50]、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51]等，都是近年来欧美国际法学界产生的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然而，中国国际法学界对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并未充分地吸收、消化，因而在研究方法方面稍显单一。而国际能源法和能源安全问题，需要包括法学在内的多学科的系统研究，甚至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但在法学领域，现今中国国内法学界尤其是国际法学界还没有系统研究这些问题。具体而言，研究国际能源法和能源安全问题，至少需要采取以下三种研究方法：

1．国际法与国内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因为国际能源法和能源安全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际法问题，它还涉及到各国国内能源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所以必须采用国际法与国内法（如社会法、环境法、民法、能源法等）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

2．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能源安全问题是一个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问题。它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密切相关，如各国对中东石油的争夺、各利益集团在中亚的石油角逐、石油运输的“马六甲困局”等，莫不如此。因此，单靠国际法的方法，是很难把维护能源安全问题分析透彻，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把国际能源法分析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的考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3．国际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即：运用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法理论来剖析能源安全所涉及到的各个重大国际能源法问题，并通过这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研究力图丰富和发展现有的国际能源法理论，从而推动国际能源法的进一步发展。

可见，研究国际能源法，既能填补国内法学界研究的空白，又将推动国际法研究方法的更新。

参考文献：

  [1]  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5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2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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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rian J. Bradbrook, Energy Law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Journal of Energy & Natural Resources Law, Vol.14, No.2, 1996, pp.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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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homas W. Wälde,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and Policy, in Cutler J. Cleveland Editor –in Chief, Encyclopedia of Energy, Vol.3, Elsevier Inc. 2004, p. 558.

 [10]  J. L. Brierly, Law of Nations, Waldock 1963, p. 56; Ian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six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 

 [11] Nwosu E. Ikenna,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Law”: Has It Emerged as a Distinct Legal Discipline?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8, No.2, 1996, p. 432.

 [12]  Zhiguo Gao,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ntracts: Current Trends and New Directions, Graham & Trotman Limited 1994, pp. 23 - 200.

 [13] “The Anglo-Iranian Oil Co. Case”, in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Reports of Judge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Leydon 1952, p. 112.

[14] 宁,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M] .王铁崖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27.

[15] 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及其发展趋势[J] .法商研究,2003(4).Nico Schrijver,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 Balancing Rights and Du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60-299.

[16] Adrian J. Bradbrook, Energy Law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Journal of Energy & Natural Resources Law, Vol.14, No.2, 1996, pp. 206-207.

 [17] Adrian J. Bradbrook etc., International Law and Global Sustainable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Adrian J. Bradbrook etc. ed., The Law of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82-185.

 [18]  Bin Cheng, “Introduction to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Mohammed Bedjaoui general editor, International Law: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UNESCO 1991, p. 23.

 [19] Lillian Nyagaki Maina, 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Dundee University Thesis 2001, pp.1-49.

 [20] Energy and International Law: Development, Litigation, and Regulation (Symposium, in Panel Five: Energy &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6, 2001, pp.38-46.

[21] Rex J. Zedalis,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Rules Governing Future Exploration, Exploitation and Use of Renewable Resources,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p.233-333.

 [22] Nwosu E. Ikenna,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Law”: Has It Emerged as a Distinct Legal Discipline?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8, No.2, 1996, pp. 440-442.

 [23] I. A. Shearer, Starke ‘s International Law, Buterworths 1994, p. 345.

* 本文是2007-08年英国学术访问基金（British Academy Visiting Fellowship 2007-08）资助项目“国际能源法与中国能源安全的法律保障”阶段性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杨泽伟，法学博士，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1] See 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5^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42 – 47.

[2] 有学者认为，国际能源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际能源法是指调整国际法主体间有关能源活动的法律制度；而广义的国际能源法是指调整所有跨国间有关能源活动的法律制度，它由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比较能源法等部门法的一些内容所组成。See Thomas W. Wälde,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Concepts, Context and Players, available at http://www.dundee.ac.uk/cepmlp/journal/htm/vol9/vol9-21.html, last visit on July 29, 2007；Thomas W. Wälde,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and Policy, in Cutler J. Cleveland Editor –in Chief, Encyclopedia of Energy, Vol.3, Elsevier Inc. 2004, pp. 557-582.

[3] See The Royal Dutch /  Shell Group of Companies, The Petroleum Handbook,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 1983, p. 21; Zhiguo Gao,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ntracts: Current Trends and New Directions, Graham & Trotman Limited 1994, pp. 9 - 11.

[4] See Nwosu E. Ikenna,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Law”: Has It Emerged as a Distinct Legal Discipline?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8, No.2, 1996, p. 434.

[5] See Helga Steeg,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Descrip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a Case Study, in Martha M. Roggenkamp etc. ed., Energy Law in Europe: National, EU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stitutions, 2^nd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56. 

[6] 比利时、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为友好国家，联邦德国和大多数西欧国家为中立国家，荷兰和美国为不友好国家。See Herbert Miehsler,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n R. Bernhardt ed.,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II, Amsterdam 1995, p. 1137.

[7] See Adrian J. Bradbrook, Energy Law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Journal of Energy & Natural Resources Law, Vol.14, No.2, 1996, pp. 207-208.

[8] Dennis C. Stickley, New Forces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A Discuss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Forces With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nergy Market, Tuls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Vol.1, 19993-1994, p. 96.

[9] See NERA, Privat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Public Utilities, Washington 1992, p. 8.

[10] See OECD, Competition Policy in OECD Countries, Brussels 1991, p. 39.

[11] Thomas W. Wälde,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Concepts, Context and Players, available at http://www.dundee.ac.uk/cepmlp/journal/htm/vol9/vol9-21.html, last visit on July 29, 2007.

[12] See Adrian J. Bradbrook, Energy Law: The Neglected Aspect of Environmental Law,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19, No.1, 1993, pp.6-7; Adrian J. Bradbrook etc., International Law and Global Sustainable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Adrian J. Bradbrook etc. ed., The Law of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81-201.

[13] Thomas W. Wälde,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and Policy, in Cutler J. Cleveland Editor –in Chief, Encyclopedia of Energy, Vol.3, Elsevier Inc. 2004, p. 558.

[14] Thomas W. Wälde,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Concepts, Context and Players, available at http://www.dundee.ac.uk/cepmlp/journal/htm/vol9/vol9-21.html, last visit on July 29, 2007.

[15] See Thomas W. Wälde,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Concepts, Context and Players, available at http://www.dundee.ac.uk/cepmlp/journal/htm/vol9/vol9-21.html, last visit on July 29, 2007.

[16] See J. L. Brierly, Law of Nations, Waldock 1963, p. 56; Ian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six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 

[17] See Nwosu E. Ikenna,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Law”: Has It Emerged as a Distinct Legal Discipline?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8, No.2, 1996, p. 432.

[18] See Zhiguo Gao,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ntracts: Current Trends and New Directions, Graham & Trotman Limited 1994, pp. 23 - 200.

[19] “The Anglo-Iranian Oil Co. Case”, in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Reports of Judge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Leydon 1952, p. 112.

[20]［英］詹宁,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M] .王铁崖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27.

[21]杨泽伟.论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及其发展趋势[J] .法商研究,2003(4).Nico Schrijver,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 Balancing Rights and Du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60-299.

[22] See Adrian J. Bradbrook, Energy Law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Journal of Energy & Natural Resources Law, Vol.14, No.2, 1996, pp. 206-207.

[23] See Adrian J. Bradbrook etc., International Law and Global Sustainable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Adrian J. Bradbrook etc. ed., The Law of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82-185.

[24] See Bin Cheng, “Introduction to Subject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Mohammed Bedjaoui general editor, International Law: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UNESCO 1991, p. 23.

[25] See Thomas W. Wälde,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and Policy, in Cutler J. Cleveland Editor –in Chief, Encyclopedia of Energy, Vol.3, Elsevier Inc. 2004, p. 557.

[26] See Lillian Nyagaki Maina, 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Dundee University Thesis 2001, pp.1-49.

[27] See Thomas W. Wälde,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Concepts, Context and Players, available at http://www.dundee.ac.uk/cepmlp/journal/htm/vol9/vol9-21.html, last visit on July 29, 2007.

[28] 1984年，国际律师协会能源与自然资源法分会（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Section on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Law）主编了一本名为《国际能源法》的论文集。这可能是第一次使用“国际能源法”这个词。Se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Section on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Law,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Houston 1984, pp. 1-1428.

[29] 在能源生产、利用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对人权保障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See Donald N. Zillman etc. ed., Human Rights in Natural Resource Developm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ing and Energy Resour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694.

[30] See Thomas W. Wälde,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Concepts, Context and Players, available at http://www.dundee.ac.uk/cepmlp/journal/htm/vol9/vol9-21.html, last visit on July 29, 2007.

[31] See Energy and International Law: Development, Litigation, and Regulation (Symposium, in Panel Five: Energy &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6, 2001, pp.38-46.

[32] Zhiguo Gao 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Oil and Ga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Ltd 1998, p. 3.

[33] See Rex J. Zedalis,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Rules Governing Future Exploration, Exploitation and Use of Renewable Resources,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p.233-333.

[34] See Rex J. Zedalis,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Rules Governing Future Exploration, Exploitation and Use of Renewable Resources,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p.1-231.

[35] See G. N. Barrie, International Nuclear Energy Law----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South African Law, No.2, 1988, pp.210-215; Mohamed Elbaradei etc., International Law and Nuclear Energy: Overview of the Legal Framework, IAEA Bulletin, Vol.37, No.3, 1995, pp.16-25；Elena Molodtsova, Nuclear Energy Law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 Integrated Approach, Journal of Energy & Natural Resources Law, Vol.13, No.4, 1995, pp. 275-298.

[36] See Nwosu E. Ikenna,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Law”: Has It Emerged as a Distinct Legal Discipline?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8, No.2, 1996, pp. 440-442.

[37] See Thomas W. Wälde,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and Policy, in Cutler J. Cleveland Editor –in Chief, Encyclopedia of Energy, Vol.3, Elsevier Inc. 2004, pp. 557-582.

[38] 有学者指出，就石油开发和贸易而言，国际公法在维持国家利益与投资者利益之间的平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See Richard W. Bentham,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ructure of Petroleum Exploitation, Oil and Gaw Law and Taxation Review, Vol. 9, 1984-1985, p. 238.

[39] See I. A. Shearer, Starke ‘s International Law, Buterworths 1994, p. 345.

[40] 例如，欧盟能源法律体系中就有专门环境保护的规定。See Peter Duncanson Cameron, Competition in Energy Markets: Law and Regul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Seccond Editi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95-516.

[41] See Adrian J. Bradbrook, Energy Law: The Neglected Aspect of Environmental Law,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19, No.1, 1993, pp.1-19.

[42] See Rosemary Lyster and Adrian Bradbrook, Energy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07.

[43] 例如，国际石油合同的性质就是双重的，既含有国际公法的成分，也包括国际私法的因素。不过，一般都认为国际石油合同是投资合同或商业合同，不是国际条约，它应受缔约国国内法的调整。See Zhiguo Gao,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ntracts: Current Trends and New Directions, Graham & Trotman Limited 1994, pp. 209- 210.

[44]早在2000年第52届会议上，国际法委员会就决定将“国际法不成体系引起的危险”专题列入其长期的工作方案。2006年5月-8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58届国际法委员会会议上，研究小组提交了“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的研究报告。See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vailable at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LTD/G06/634/39/PDF/G0663439.pdf?OpenElement, last visit on August 14, 2007.

[45] See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vailable at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LTD/G06/634/39/PDF/G0663439.pdf?OpenElement, last visit on August 14, 2007.

[46]［英］巴瑞•布赞等. 新安全论[M] .朱宁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10.Jan H. Kalicki and David L. Goldwyn, Energy and Security: Towards a New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2, p. 562.

[47] See 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5^th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pp. 53 – 64.

[48] See Anthony Carty, Critical International Law: Recent Trend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 No. 1, 1991, p. 66; See Peter Malanczuk, Akehurst’s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1997, p. 33.

[49] See F. R. Teson，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A Reply,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3, No. 3, 1993, p. 650; Hilary Charlesworth etc., Feminist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5, 1991, p. 623.

[50] See Anne – Marie Slaughter etc.,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New Gene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Scholar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2, 1998, p. 367; See Peter Malanczuk, Akehurst’s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1997, p. 33.

[51] See Steven R. Ratner etc., Appraising the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Law: A Prospectus for Reader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3, 1999, p. 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