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雾霾需要整合行政和市场两种手段，对于国外用市场手段治理环境问题的先进经验，我们要研究借鉴，但是包括制定标准、总量控制、价格调控这些政府行为，也很重要。”近日，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凤凰夜话之雾霾下的新能源格局”论坛上表示。

　　强化法律和行政手段控制排放

　　在论坛上，美国洲际交易所（ICE）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黄杰夫介绍了美国治理环境问题的成功经验，他表示，20年前美国也曾被酸雨问题所困扰，当年美国电力行业一年要排放1800多万吨二氧化硫。

　　后来美国国会立法决定控制二氧化硫的排放，要求所有电厂都要进行二氧化硫总量控制。“此后，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每年都在下降，2013年已经下降到大概四、五百万吨。”黄杰夫说。

　　“国外是通过议会立法，我们跟国外不同，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法。”张国宝说，我国控制污染物排放主要是通过行政发文的形式，制定相关标准，依靠“红头文件”来执行。

　　“对于火电企业，标准是这样，谁煤耗高，谁就关门。再一个就是有条件关的才能关，北京市内还有好几个火电厂，为什么没有关掉？就是考虑供暖的问题，新的供暖电厂还没有上来，就不能关掉，需要一个逐渐淘汰的过程。”张国宝表示。

　　同时，黄杰夫表示，环境立法必须和严格的执法力度相配套，才能发挥真正效果。“美国的火电厂也要赚钱，但是为什么更怕被戴上‘碳帽子’、‘硫帽子’呢？举个例子来说，美国的一家电力企业，高管之间会提前做好约定，如果企业环境治理出现了问题，指定某一位高管要接受法律制裁，要坐牢。”黄杰夫介绍说，美国的环境违法成本非常高，如果一家美国电力企业排放超过了配额，可以去市场上向其他企业购买配额，购买的成本远远低于偷排的处罚成本。

　　“如果买一吨排放配额要10美元的话，超标排放就会罚100美元/吨，所以企业不敢偷排。”黄杰夫表示。

　　建立环境治理的市场机制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原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表示，治理环境问题，可以采取市场化的手段。

　　市场可以在两方面发挥作用，一个是可以使不同行业环境治理成本平均化，另外可以通过能源价格调整来实现环境治理成本内部化。

　　“排放要达标，企业要付出的代价不同，因此可以通过排放权交易的手段，治理容易的企业多治理一些，治理难的少治理一些，然后进行总量的平衡。”周大地说。

　　同时，周大地认为，能源价格的合理化对于治理环境问题非常重要。将环境的外部性进行能源成本内部化，让污染环境的能源更昂贵，让清洁能源更便宜，才能让市场更多地选择清洁能源。

　　“所以市场的价格信号不能歪曲，让环境成本进入价值、价格的的信号体系里是非常重要的。”周大地说。

　　黄杰夫认为，随着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和天津五地碳排放权交易上市，中国已经开始用市场化的机制化解环境问题，目前从规模上来讲，广东碳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碳市场。

　　“比如页岩气的开发，我们国家也进行了公开招标，许多外国企业也跑来投资，现在壳牌公司在四川泸州已经开出了页岩气，大概每天能产十几万立方米。”张国宝表示。

　　与会专家认为，如何通过类似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机制，用市场化的方法调整能源利用结构，刺激风电、光电以及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更大规模应用，是中国治理环境问题需要进行不断尝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