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报道 “当前，新常态下的中国仍然处于极为珍贵的战略机遇期。下一个30年，仍然属于中国黄金发展的30年，中国的增长方式将更加合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大幅提升，经济发展带来的幸福感将更加包容，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将更为深刻和全面。但这种机遇能否兑现，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经济减速保持宽容，对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的余斌部长，在17日-18日举办的“2014电力行业竞争情报报告会”上，对刚刚闭幕的201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了深入解读，并对经济新常态问题做了专业分析。

　　解读201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余斌

　　201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余斌认为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解读。

　　1、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回顾过去三十多年以来的历程，当中国经济增长处在10%以上的速度，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很高，反过来如果经济增长低于8%，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旦下降幅度8%以上的水平，所有的产业和企业都会亏损，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处于负增长，经济质量大幅度下坡，这是过去的情况。

　　当经济增长下降到7%甚至更低水平，我们如何避免过去的情况再次发生？余斌提出的是“六可能目标”，即企业可以盈利、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就业可充分、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这是一个典型的质量和效益为主的发展方式。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过去，会出现效益明显恶化的时候，所以要让质量和效益得到改善。而这将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2、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

　　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如果因为稳增长不敢淘汰过剩产能的话，很显然我们结构调整将很难取得进展。反过来如果大规模的淘汰过剩产能，经济增长短期内大幅度下降，两者都不可取，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必须保持平衡。

　　3、积极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注重松紧适度。

　　所谓财政政策要有力度是面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财政政策要在稳增长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很显然明年的财政政策应该是着力支持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是指，我们一方面在工业品领域面临严重的通缩，另一方面我们在消费品领域仍然面临通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货币政策必须松紧适度。

　　此外，这点传达的含义还在于总理说的精准发力，有保有压。市场要活创新要实，政策要宽，这讲的是新增长点的培育。在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的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要活，创新要实。要在这些方面取得成效，产学研应有机结合。政策要宽指的是，在新增长点培育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相对宽松，对于一些新的产业新的技术，新的业态基于适当的政策支持。因此必须强调市场，强调创新，强调政策。

　　4、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数量增加的情况下质量要更优。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40万亿人民币，增长10%，需要的增量4万亿，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是60万亿，增长7%，需要的增量是4.2万亿，表面上看经济发展速度从过去10%下降到7%，速度下调了，但是我们的增长势头，中国经济总量上台阶的趋势并没有因为速度下降而减弱，这就是调速不减势。当中国经济增量进一步扩张的时候，带来的财富，创造的就业机会，商业机会比过去要更多，而不是更少。

　　经济新常态究竟“新”在哪儿？

　　1、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到个性化、多样化渐成主流。

　　2、投资：投资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3、出口和国际收支：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一方面和过去相比，我们在引进外资的时候，我们开始有所选择，我们要选择高技术含量的外资，过去不是，过去只要你来我们都欢迎，现在不一样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今年我们将会从过去的资本净流入国转变为资本净流出国。过去大量吸收外资，我们是资本净流入国。今年外资进入中国的脚步明显放缓，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大幅度增加，今年首次成为资本净出口国，所以高水平的引进来和大规模的走出去两者是同步发生的。

　　以上是从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大需求的角度来论述新常态究竟“新”在什么地方，以下是从四个方面论述供给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4、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从这点上看，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应当通过竞争优胜劣汰，通过竞争兼并重组，通过兼并不断淘汰落后，从而把生产和市场更多的转移到优势企业身上。因此在传统产业领域，这是一个兼并重组和生产相对集中的过程。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面对消费的个性化、消费的多样化，在生产领域则是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成为新特征。

　　5、生产要素相对优势：过去我们的优势在哪里？答案是人口多，劳动力价格便宜。而现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也就是说我们过去讲的人口数量红利转变为人口质量红利。

　　6、市场竞争特点：过去企业靠什么参与市场竞争？一方面靠规模、数量，另一方面就是靠价格。从过去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为主的方式，到未来将是一个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这从市场竞争的特点上来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7、资源环境约束：从这个角度，我们过去资源环境给我们留下发展空间很大，我们可以不考虑资源也不考虑环境，可以盲目追求GDP的增长。但是到今天资源环境约束，承载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没有空间。

　　以上四条从供给的角度来论述的。

　　8、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化解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目前是一个高风险的时期，我们需要用相当长时间逐步化解在高增长阶段所积累的各类风险。

　　9、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全面化解产能过剩，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这些领域我们都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以及市场机制的作用。对政府来说，一方面强调全民刺激的宏观政策的效果，边际效果明显降低。第二讲的是宏观调控要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过去供不应求的政府一方面刺激供给增长。另一方面遏制需求，从而让供求基本平衡，价格基本稳定，这是供不应求的市场情况下，政府经常采取的宏观政策。现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供求大于需求，很显然想办法更多的刺激需求，更多的通过供给创新来创造新的需求，是政府政策基本的着力点。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新常态的主要表述。

　　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常态，给出的定义是经济运行渡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的均衡状态。所谓均衡状态是指稳定可持续的状况，也就是新常态。那么，我们怎么理解新常态？余斌特别强调了以下三点。

　　1、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

　　当我们刚刚追赶进程的时候，市场上有大量的资源、大量的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市场上也有大量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时我们的温饱都没有解决，所以企业只需组织生产把没有得到充分的生产要素满足没有满足的要求。这是实现企业快速发展，高速增长的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以数量扩张为主。

　　在很多产品上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短缺到供不应求到供求平衡和供给过剩，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阶段。当今，产能过剩普遍且日益严重，几乎所有的产业都是供不应求的。伴随经济增长的不断滑坡，产能过剩的状况还在进一步发展。这也标志着数量扩张的空间不复存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应当转变到以质量提升为主的新阶段。

　　2、从部门之间到部门内部的资源重新配置。

　　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效率提升是把大量处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高效率的非农产业部门来提高效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也一直这么做，而这正是一个典型的部门之间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

　　而当今，通过市场竞争，不断淘汰行业内部的低效率的企业，从而提高产业的集中度，提高产业的竞争能力，提高产业的效率，则是一个典型的部门内部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因此从效率提高及经济发展来说，部门内部资源的重新配置非常重要。

　　3、从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当我们刚开始实行追赶的时候，由于我们十分落后，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经济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确定性的事情需要我们完成，更多的是发挥政府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企业不能完成的任务政府可以调动整个资源来完成。在过去，我们更多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可以加快追赶进程，缩短追赶时间，实现挤压式的发展。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只是起一种基础性的或者参考性的作用。

　　当今，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很多产业已经达到全球的技术的最前沿。过去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现在则需要自主创新。当我们很多产业已经达到全球的最前沿的时候，如果再更多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有可能犯方向性的错误。

　　经过三十多年的追赶，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短，很多产业达到产业的最前沿，经济生活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充满风险的事情，这些事情没有统一的答案，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充满风险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应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不是政府。所以到了新的阶段以后，我们需要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过去的基础性上升为决定性。

　　余斌最后强调，从整体上说，我国新一轮改革其实已经开启了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如果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能够取得突破，我们则可以避免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反过来，如果在中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迟迟不能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我们则可能需要一场危机来迫使市场主体进行调整，因此这是一场“改革与危机”的赛跑。